入户盗窃是否存在未遂的情况?

盗窃罪是一种刑事犯罪，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犯罪类型之一，盗窃罪在法律上的规定可以说是十分多，而对于一些盗窃犯罪，比如还没有偷到东西，就被现场抓获，或者因为某些客观原因离开，这种行为还构成盗窃罪吗?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这种情况被称为盗窃未遂，那么，对于入户盗窃是否存在未遂?法律的解释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一、盗窃未遂在客观方面“未得逞”的表现毕竟有其特殊性，围绕盗窃未遂的界定这一问题，理论界存在争议，但比较权威的观点有以下三种
  
  一是“控制说”， 认为只要盗窃者已实际控制所窃财物为盗窃既遂，反之构成未遂;
  
  二是“失控说”，认为只要物主已失去对其财物的实际控制为盗窃既遂，反之为未遂;
  
  三是“失控 控制说”，认为构成犯罪既遂，不仅物主已失去对其财物的实际控制，而且财物必须在盗窃者的控制之下，否则为盗窃未遂。
  
  要正确界定盗窃未遂，首先应正确把握“控制”的含义以及控制与失控之间的时空关系。 所谓控制，是指对财物的直接把握或在自己力量范围内对财物的制约能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例如，将财物放在身上且仅凭自己的意愿便能处分财物，就是“直接把握”;虽然财物不放在身上，但将财物放在自己的房间内或公共场所某处自己能够辨认并取回的地方，就是在自己力量范围内对财物的制约。 关于控制与失控之间的时空关系，物主与盗窃者之间对财物的控制权是互相排斥的，不可能同时控制同一财物。如果物主控制着财物，盗窃者就不可能同时也控制着该财物;反之亦然。然而，物主失去了对其财物的控制，该财物却并不一定为盗窃者所控制，这是因为，前者的“失控”既可能是被盗，也可能是“遗失”，只有前者对财物的“失控”是由于后者所为，该财物才必定为后者所控制。并且这种控制并无时间长短的要求。一旦物主失去对财物控制的一瞬，该财物在时空上就为盗窃者所控制。至于该财物又被第三者拾走或非法占有，并不能否定盗窃者前面行为的性质，哪怕盗窃者控制所窃财物在时间上只是极短的一瞬间，否则就无法解释第三者的占有行为与物主的财物被盗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没有盗窃者的行为，第三者也就不可能占有该财物。从控制的含义以及“控制”与“失控”的因果关系和在时空上的连续性分析可看出，“失控说”、“控制说”以及“失控 控制说”三种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盗窃未遂的标志，从理论上讲并无本质区别。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出发，“失控说”与“失控 控制说”在分析具体盗窃实例时，更能准确判断盗窃既未遂的客观实际情况。这是因为，实际中盗窃者是否控制物主的财物并不以盗窃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有物主在主客观上失去了对其财物的制约，才能认定盗窃者控制了物主的财物;因而，不能片面地认为，只要单方面分析盗窃者“控制”了物主的财物，物主就必定失去对其财物的控制。
  
  二、分类编辑实际中，物主对其财物的控制能力与时间、地点、盗窃手段、防范措施以及财物的性质、体积、形状有密切关系，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常见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其一，物主将其大宗物品放在具有明显管辖范围的场所，如单位、大商场柜台等。物主对大宗物品的控制能力与物主的管辖范围一般应是一致的，即大宗物品被盗出管辖范围时即失去控制。如果是盗窃单位钱款，则控制范围一般应是保险柜或财物室;如果是盗窃单位中个人的财物，则个人的控制范围一般应是供个人使用的办公桌抽屉、柜子等。
  
  其二，物主将大宗物品堆放在公共场所，如路边、野外等。如果是有特定标志的物品，物主对其物品的控制能力应以其视线(白天和夜晚的视线显然不同)为准。除非盗窃者将物品在物主的视线内隐藏起来，否则盗出视线之外即失去控制;如果是无特定标志的大宗物品，除非被及时发现并抓获，否则将物品盗离堆放地点即失去控制。
  
  其三，物主将钱款放在住宅内。则物主的控制范围应是房间，即便盗窃者将所窃钱款隐藏在住宅内某处，也应在物主的控制下。因住宅不是公共场所，盗窃者要想获得被其隐藏的钱款，必须再行盗窃，因此，被隐藏的钱款就不可能是无人控制的，这个控制人就必然是住宅的主人即物主。如果物主携钱物进入公共场所，因公共场所情况复杂，物主对钱物的控制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衣袋和包，一旦财物被盗窃者掏出衣袋和包，除非被及时发现并抓获，应认定物主对其财物失去控制。
  
  其四，物主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被盗后，物主的控制能力与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是否能及时兑现，是否记名、能否挂失等有关。例如盗窃者窃取物主的有价支付凭证(如存单)，并不等于物主就丧失了对其钱款的控制，如物主能通过以上制约措施足以避免盗窃者冒名主张权利而遭受损失时，物主就未对其钱款失去控制。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此种情况不作为认定犯盗窃罪未遂的“标准”，而作为一种“情节”考虑。因无法兑现的有价支付凭证对盗窃者来说犹如一张废纸(卡)。
  
  与盗窃既遂的区别编辑既遂与未遂的区分到底是社会危害性的区别。就盗窃罪而言，其危害程度的大小不在于行为人是否控制了财物，而在于被害人是否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
  
  因此，即使行为人没有控制财物，但只要被害人失去了对财物的控制的，也成立盗窃既遂，没有理由以未遂论处。
  
  例如，行为人以不法占有为目的，从火车上将他人财物扔到偏僻的轨道旁，打算下车后再捡回该财物。
  
  又如，行为人以不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放在浴室内的金戒指藏在隐蔽处，打算日后取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行为人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控制该财物，但因为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也应认定为盗窃既遂，而不能认定为未遂。
  
  所应注意的是，在认定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时，必须根据财物的性质、形态、体积大小、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状态、行为人的窃取状态等进行判断。
  
  如在商店行窃，就体积很小的财物而言，行为人将该财物夹在腋下、放入口袋、藏入怀中时就是既遂;但就体积很大的财物而言，只有将该财物搬出商店才能认定为既遂。
  
  再如盗窃工厂内的财物，如果工厂是任何人可以出入的，则将财物搬出原来的仓库、车间时就是既遂;如果工厂的出入相当严格，出大门必须经过检查，则只有将财物搬出大门外才是既遂。
  
  又如间接正犯的盗窃，如果被利用者控制了财物，即使利用者还没有控制财物，也应认定为既遂。
  
  在我们看来，一概以行为人实际控制财物为既遂标准的观点，过于重视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但轻视了对合法权益的保护，过于强调了盗窃行为的形式，但轻视了盗窃行为的本质。
  
  定罪依据编辑关于未实行终了的盗窃未遂定罪依据。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盗窃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
  
  (以下简称1984年《解答》)中规定：“对于潜入银行金库、博物馆等处作案，以盗窃巨额现款、金银或珍宝、文物为目标，即使未遂，也应定罪并适当处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根据新刑法的有关规定，公布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
  
  (以下简称1998年《解释》)，1998年《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目标，应当定罪处罚。”这一规定为审判工作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依据。从这一规定可看出以下三点：
  
  一是1998年《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显然是针对未实行终了的盗窃未遂而言的。盗窃未遂定罪的前提，是以“情节严重”为必要。对什么是“情节严重”，1998年《解释》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即“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目标”。
  
  二是1998年《解释》与1984年《解答》相比，删除了银行金库、博物馆的列举规定，进而比1984年《解答》中有关盗窃未遂定罪的条件放宽了许多。
  
  三是1998年《解释》中对盗窃未遂的定罪与“数额”是密切相关的，只是“数额”不是实际窃取的数额，而是盗窃者主观上追求的数额。这种主观上追求的数额可能是确定的，即事先明知的;也可能是概括的，不确定的，但只要追求的数额事先是能够预见得到的，均不影响盗窃未遂的定罪。审判实践中如果盗窃者追求的数额与被盗目标的实际数额存在差异，笔者认为，以实际数额作为定罪处罚的依据比较合理，也便于确认。
  
  盗窃罪是比较常见的侵犯财产型犯罪，由于其犯罪本身不侵害人身安全故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犯罪未遂是犯罪的未完成状态，相对于犯罪既遂本身的危害是较低的，所以对于盗窃罪的犯罪未遂案件，只有在特殊情况才给予刑事处罚，即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目标，其他情况是不予刑事处罚的。
  
  我们从刑法的法律解释可以看出来，是存在这种入室盗窃未遂的情况的，这种情况主要针对那些盗窃犯还没有盗窃到财物就被现场抓获的情况，也就是客观上的没有得逞，对于入室盗窃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进行刑事处罚的，所以，相对于情节更加轻的入室盗窃未遂，更是不存在加重判罚的可能，入户盗窃是否存在未遂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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